访谈对象简介

杜晨光

        中国科学院大学校友会科技转化校友联合会副会长、秘书长；北京国科新城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2003年中国科学院化学所硕博连读，2005年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学生会主席，2007年9月作为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执行主席，在共青团中央学校部工作一年；2008年5月作为中国青年代表团的一员，参加“暖春之旅”访日活动。博士毕业后主要从事科技类项目股权投资业务。现为全国金融系统青年联合会委员，中国青年企业家协会会员，北京市青年企业家协会会员，海淀区青年联合会委员。

        2018年成立国科新城，主要从事科技项目落地转化相关工作。

访谈记录

INTERVIEW NOTES

黄绿君：请您介绍一下您在中国科学院学习的经历，包括当时的研究方向或课题。

杜晨光：我当时在化学所硕博连读，课题方向主要是功能性新材料的合成与表征。

黄绿君：功能性新材料一般应用在哪些方面？

杜晨光：功能性新材料的范围是比较广的，我们当时研究的是功能性响应材料，即通过光、电、热、化学等外界条件作用后具有特定功能的材料，在电子工程、信息工程、生物医药方面都有广泛的应用；简单来说，外界条件的变化有可能导致物质的分子结构呈现不同的形态，微观上分子形态的变化导致宏观上材料性能的变化，如热致变色、光致变色等这一类的材料。与中国科学院其他院所如理化所、过程所相比，化学所更偏重基础科学的研究，如分子动力学、新型化合物的设计合成等；而我们实验室更加关注材料性能方面的问题，已经比较偏重应用这块儿了。从实验设计来讲，当我们需要某种功能的材料，或者说希望合成的材料具备某种性质，那么我们首先根据已有的文献，分析什么结构的基团可能具备期望的功能，然后设计合理的实验路线，合成具有目标结构的材料，最后再通过各种测试，检验实验产物是否具备预期的性能，专业术语称之为合成与表征。如果表征数据和预期性能比较匹配，就是比较成功的；事实上可能很多实验产物是不匹配的，或者是没有想象的匹配那么好；比如，本来期望是0和100两个状态，外界条件变化达到某个阈值时会产生非常明显的变化；但事实上可能经常是30、50、70这样的状态，这些结果都很正常；出现类似情况时，下一步就是考虑如何改进，让实验产物能够更好地达到期望的状态，具备更加理想的性能。

黄绿君：我了解到您当时是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学生会主席，后面也作为全国学联执行主席，到共青团中央工作一年。您当时是如何权衡科研工作和学生工作精力投入的？学生工作是否对您科研工作有一些影响，您是怎么协调时间、精力分配的？

杜晨光：从时间上讲，客观上肯定是有一些冲突的；但也取决于我们如何看待和处理这个事情。如果一整天不间断投入在学术科研这一块，到后面工作效率实际上会有所降低的。做一些学生工作、参与一些学生活动，肯定会占用一部分科研的时间；不过“文武之道，一张一弛”，我个人认为，科研学术与课余生活或者其他实践活动合理交替的话，反而可能会互相促进互相启发，工作效率也会有所提高。当做科研特别累了，脑子特别僵了，这个时候情绪也有会有些急躁；这会儿如果去写一些活动材料或者去参加一些线下的活动，适当换个环境放松一下，回来再继续投入到科研中，脑子更活跃一些，灵感更多一些，效率也更高一些。另外，周末的时候可以到校外去参加一些交流活动，在和不同学校、不同学科的同学们朋友们沟通的过程中，也有可能受到不同角度的启发，有时甚至是豁然开朗的感觉。
这种时间的调配，每个人需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安排。如果一段时间内科研任务非常重，那么学生活动时间就要主动减少一些；如果这一段时间处于假期，或者逢年过节活动比较多的时候，学生工作的精力可能稍微多一些。当然前提肯定是要保证科研工作达到一定的标准，再把学生会的相关工作协调好，毕竟作为学生，学习还是第一位的。这还是挺考验一个人的精力分配和工作协调能力的。随着价值观的多元化，大家的毕业后的选择也更加多样化，每个人可以根据自己的想法、成长经历以及对未来的打算，合理规划自己在求学期间的时间安排。

黄绿君：您在科学院期间最大的收获是什么？是经历了什么事情得到这些收获的？

杜晨光：两方面吧：一是科研上，培养了严谨的科研思维和系统的实验方法；二是生活中，加入学生会参与各类活动，拓宽了视野，提升了综合能力。

黄绿君：您博士毕业后主要从事科技类项目股权投资相关工作，当时出于什么考虑做出这种选择的？

杜晨光：主要是个人兴趣与专业背景、以及资源和经验等几方面综合考虑的结果。近年来，科学院的毕业生们就业选择逐渐多样化，不再把从事学术科研作为唯一选择；我自己性格相对外向，读书期间对个人未来发展方向规划也算清晰，所以在这个过程中也有意接触了不同的领域。当时也有其它的一些机缘巧合的因素，在2008年那会儿，国内股权投资的业务也算恰逢其时、快速发展，我觉得这个行业还是蛮有意思的，同时也觉得做科技类项目的投资也是把自己的兴趣、性格、经验和资源能结合起来的一个方式。当然，工作报酬也是考虑的一个方面，毕竟要解决吃饭的问题嘛。

选择股权投资行业，看似和原来学的专业相关性不是那么大，但实际上这背后还是有一定的逻辑关联的，包括在求学期间系统的思维训练、实验准备、步骤安排、整体的协调能力等等，我觉得在工作过程中也还是有所体现的。比如，理科出身和文科出身的同学，在具体执行一项工作的过程中就能够明显看出一些不同，理科的同学可能对于步骤、细节、时间把握的都会更加精确细致，而文科的同学可能会更加倾向于结果导向，对于工作过程中可能出现的系统性问题感觉会更加敏锐。所以，我觉得在求学期间培养的思维方式、学习方法等等，对未来将要从事的工作还是有很大的影响。受过科学、系统训练的人，学习新东西的时候就知道从哪些地方入手、哪些是关键、哪些是重点，需要得到一个什么样的结果，这个逻辑比较清晰，学习起来也比较快。

黄绿君：您在2018年成立了北京国科新城科技有限公司，为什么想到去创业做科技成果转化呢？

杜晨光：其实也和过去这几年的工作经历有关吧，这实际上是在之前科技项目股权投资的经历上更进一步；另外，近几年国内对这一块也特别重视，从上到下，包括高层领导、各级政府对于科技产业都非常的支持，更加重视技术转化。

国科新城定位为服务中国科学院各研究所先进技术在地方落地转化的产、学、研、用紧密结合的技术协同创新平台；一方面结合当地产业规划方向和企业技术需求，通过调研分析，精准对接各研究院所，通过技术服务，推动企业转型升级；另一方面整合各方资源，为地方提供高标准的产业咨询规划、科技成果引入、高端人才引进、优质产业导入、园区运营服务等。
国科定州未来技术研究院是国科新城在按照前述模式在河北定州实施的项目，主要依托中国科学院理化所以及国科大未来技术学院，主要关注新能源新材料、环保、大健康、生物医药等在未来5-10年可能对人类的生产生活产生较大影响的先进技术的研发与转化。这次疫情也是让大家对生物医药相关方向更加关注。

黄绿君：请您谈一谈自己对科技成果转化的看法和感悟。

杜晨光：目前从事科技转化的各类机构有很多，大家也各有资源和优势。国科新城的特点就是不仅仅做单一的项目对接导入，而是以此为切入点，结合地方的实际情况，为当地提供全面、综合、系统的科技运营服务方案，我们的团队成员背景互补，科技、产业、法律、财务、投融资、咨询、规划、运营等等，大家各有所长，尽可能在先进技术从实验室落到地方成立企业的第一天起，就能够在整个链条上为企业的成长和发展助力。

从地方政府的角度上，除了服务国家大局之外，还要考虑地方的实际情况，某个技术或项目如果特别靠前的话，它成功的几率未知、转化的时间未知、这过程中可能还有哪些困难都是未知的，这种情况下对于地方政府来说，花费若干年的时间来去验证一个技术是比较困难的，像科技部、基金委从国家层面来关注这个事情可能更合适。从地方政府的角度上，他们会更加关注那种已经通过小试、中试的项目和技术，已经能够小批量进行生产了，对地方政府来说成功的几率更大一些，在这个过程中时间也会更可控一些。

之前从事股权投资的经历中，更多的是从财务投资角度上去关注一些新的产业和新的技术，用投入的资金更好地扩展市场、更好地触达用户。现在，国科新城的业务比之前的股权投资、财务投资的层面上更进一步，更全面一些。这些年来自己积累了一些经验，对科技投资的认识也在不断加深。与地方政府打交道的过程中，也感觉到很多眼光长远、年富力强的地方领导对高新技术产业的期望比较迫切，因为他们知道，引入的产业像服务业、餐饮业等等确实会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当年就产生销售和税收，还能解决就业，效果更加明显更加直接，但这些传统行业创造价值增长的曲线就会比较平滑。如果要全面提升一个地方的综合实力，科技是必不可少的一环；引入高科技产业，可能见效的时间没有那么快，甚至可能会出现前两年亏损、再两年持平，四五年后才会产生盈利的情况，不过这类科技企业发展的曲线就会比较陡峭，某一个时间达到拐点之后，它的成长就会非常迅速。而且科技类的企业经历一段时间成长起来之后，又会反过来给当地其他产业赋能、带来新的增长。

我们现在对原来相对单一的财务投资模式进行了扩展和延伸。首先和地方政府做深入沟通，了解地方政府需求；同时对于咱们科学院内部各个研究院所的技术进行梳理，结合地方政府的需求给双方做精准对接。但并不是说简单的对接就结束了，项目对接完毕之后，到地方如何去落实，如何跟地方政府相关部门沟通，设立公司如何办理相关证照、手续，跟环保部门沟通产品是否会有污染等等，这些事情都是我们需要去全程参与的，也是为了让科技项目的转化更加平滑一些。科学家在做科研上是一把好手，但这种和地方政府的沟通，包括成立公司、商务活动、市场推广等等会牵扯科学家很多的精力，如果这些精力能够更好的集中在技术本身的更新和迭代上，就可以创造更大的价值，这也是很多科学家自身希望的。所以当科技项目在地方转化之后，我们也会尽自己所能在商务方面、事务性工作方面帮助科学家解决实际问题，比如法律、财务、投融资、市场、管理等等。地方政府也非常乐意看到有一支专业团队为落地产业做进一步的增值服务。国科新城成立之初就是为了能够帮助企业在地方落地之后跟地方政府的合作过程中提供一个整体链条的全面服务，帮助企业更好的成长起来。

当然，有些项目成长到了一定阶段，或者科学家自己的商务能力也特别厉害，不仅科研好，管理也很强、市场也很棒，也有这样的企业，那就最好了，只需帮助企业解决融资问题就可以了。

黄绿君：我之前关注到一些高校、科研机构以及地方政府机构也在做一些科技成果转化的事情，但官网上科技成果的梳理以及转换落地的信息比较陈旧，似乎是处于停滞状态。是不是这些高校、科研机构把他们的成果落地还是遇到了一些困难，还是缺少像国科新城这种第三方机构帮助对接？

杜晨光：我认为这是一个“角色决定积极性”的问题。在科技项目转化落地的过程中，我们认为应该是三方参与、各司其职。三方是指：1）科学家，这是项目的源头，负责提供优质项目、专业人才等等；2）政府方面，提供包括厂房、政策以及资金匹配等等；3）第三方运营机构，负责项目的落地和运营管理支撑等等，其实就是我们这个角色。这个角色要有几个特点：第一，团队里面有很多中国科学院、清华、北大等等成员，大家和科学家的语言体系在一个频道上，知道科学家想的是什么、关注的是什么、最擅长的又是什么。第二，我们在过去十几年和地方政府打交道的过程中也积累了很多经验，能够比较清晰的知道地方政府的诉求是什么，比如增加税收、解决就业、提升当地的整体的科研水平和知名度等等。只有这个第三方机构能够把双方的诉求匹配起来的时候，才能够让双方的合作融合的比较好。

科研成果转化难的一个原因是，科学家和地方政府有时关注点不一致，造成对接沟通困难。有些项目地方也非常认同，但是由政府某一个部门去从头到尾对项目进行分析、对接、落地、服务等等，有时也很难完全的把这些事情操持起来，因为像科技局、招商局等等，他们除了会有这个任务，可能还有很多其他的任务。所以中间如果能有一个对双方话语体系、思维模式、结果诉求都比较清晰的第三方运营机构的话，实际上是能够更好的促进科技产业在地方落地、发展成长的。
当然，也不是说这个过程中都必须需要一个第三方机构去对接的，这个也根据各地不同的情况而异。也不排除有些科学家本身商务能力非常强，市场拓展能力非常强；或者有些地方政府可能会细分出一个部门，专门来承接、服务科技项目转化的事情。这种情况下，第三方机构存在的必要性就没那么大。比如长三角、珠三角，包括北上广深这些大城市的政府部门承接科技转化的经验就非常丰富，在流程、细节上的把握非常好，但是一些中西部省份和城市的科技基础相对落后、当地高校的数量相对比较少，他们在承接一些先进技术落地的过程中，可能就需要有比较专业的第三方机构跟他们一块儿去把这些事情去梳理好、落实下来。

黄绿君：未来科技转化中心是如何评估决定是否引入某一项技术的？

我们更加关注的是已经初步通过小试或者中试，基本可以在当地建设厂房并开始生产的项目。这类项目相对来说周期更短一些，产业化方面更容易出成果。引进项目的依据，我们会结合当地产业基础和规划方向，和当地政府共同制定一套清晰明确、操作性强的标准，并邀请行业专家、政府官员、产业工程师等共同为项目评分，作为引进依据。

黄绿君：请您为下一位访谈校友留一个问题。

杜晨光：在科学院几年的求学生涯中，最令你感动或者最印象深刻的事情是什么？

杜晨光在“暖春之旅”访日活动中与胡锦涛总书记等合影

 作者：中国科学院大学校友会科技转化校友联合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