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告重点介绍了我国科技考古学的发展和成就。

　　首先，系列样品14C年代数据的匹配拟合，有效地提高了测年精度，奠定了判别“武王克商”年代的基础，并由此引发了若干重要年代问题的反思和讨论。而备受关注的加速器质谱14C测年精度的研究，一旦有所突破，必将给考古学带来福音。

　　其次，矿物学理论和实际的矿床分布都表明，高岭土更多形成于我国南方，而北方也产有相当数量的所谓“瓷土”，这一事实使人们意识到，有必要对原始瓷产地和白瓷起源等问题进行再探索，以便重新认识，自夏商周至南北朝期间，我国北方陶瓷工艺的发展历程。

　　再有，姜寨遗址出土黄铜环的分析暗示，铜质金属冶金工艺似经历自然铜、高温煅制、混合矿冶炼铜合金直至先冶炼纯铜再浇铸青铜等阶段，这就将貌似复杂的冶金工艺分解成了不太复杂发展过程，从理论上支持了冶金技术多个起源的可能性。而对比中西方的早期冶金工艺，西亚最早的人工金属是煅制的红铜和砷铜，而我国是黄铜，明显分属两个体系，从而第一次为我国青铜冶金独立起源提供了重要的论据。当然，独立起源并不否定西亚冶金工艺对我国的影响。

　　与此同时，以往认为失蜡法铸造的曾侯乙尊盘等，经我们课题组周卫荣教授等研究后明确指出，这些青铜器其实皆由范铸与焊接而成，而中国青铜时代根本就没有失蜡法工艺。这一结论表明，我国古代高超的青铜范铸工艺，无论怎么评价都不为过。

　　目前，生物考古学呈现出迅速发展的态势。吉林大学考古DNA实验室重点研究了我国北方地区的草原游牧民族，如匈奴、东胡、鲜卑、乌桓、契丹、蒙古等诸族古代人骨的DNA，在探讨新疆地区古代“丝绸之路”上各民族间的相互关系，人群间的迁徙及混杂的过程方面，业已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

　　我校胡耀武博士与德国马普学会莱比锡进化人类学研究所M. P. Richards教授合作，根据人与猪在食谱上的异同，巧妙地区分了家猪与野猪。与此同时，古代残留物分析的重要性也已受到人们的关注，通过古代青铜容器和陶器中残留物的分析，先民所食粮食和菜肴及所用化妆品的种类和成分等逐步被探明，器物的功能也更为清晰。相信这一方法对古代中草药等研究都将有所裨益。

　　农业考古的进展也十分喜人。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博士生吴妍，将三维图像重建技术成功地应用于植硅体的图像处理和参数测量，使测定速度和精度都得到显著的提高，从而有力地推动了农业起源与传播路线以及环境考古的研究。

　　我国历史悠久连绵、文物蕴藏丰富，科技考古的条件得天独厚，倘若将中国考古置于世界考古的背景下，或注重中西方考古的对比研究，中国的科技考古必将成为热门的学科。
王昌燧教授（中科院研究生院）
简介：1968年毕业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近代物理系工程物理专业。1985年开始从事科技考古研究，多次获得科技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和中国科学院等的基金支持，是多个重大科研项目的首席科学家。迄今已在Nature、PNAS、Archaeometry、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Science、Journal of Applied Physics、Applied Physics Letter、Journal of Raman Spectroscopy、《考古》、《考古学报》、《中国科学》、《科学通报》、《核技术》等国内外重要刊物上发表论文100多篇。现任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科技史与科技考古系主任、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院务委员、国际科技考古学术讨论会常务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国科技考古学会常务理事兼秘书长。是国内外著名的科技考古学家和学科带头人，于1996年创建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技考古研究室，1999年参与创建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技史与科技考古系（合肥），该系是世界上第一个正式成立的以“系”为建制的科技考古教学与科研机构。2004年底，王昌燧教授调入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2005年，创建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科技史与科技考古系（北京），任首任系主任。王昌燧教授已培养硕士、博士研究生数十名，目前指导的在读（在站）硕士生、博士生、博士后、留学生约50人，为我国科技考古事业培养了大批青年后备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