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日祥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副所长。1955年生于山西大同，1978年毕业于山西大学物理系，1984年在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获硕士学位，1989年在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获博士学位，1989年起在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所做博士后。从事地球物理学基础理论和实验研究，开拓性地运用地磁学的理论和方法解决当代重大地球科学问题。曾获中国科学院青年科学家一等奖、首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杰出青年基金、何梁何利科学与技术进步奖。 一路从硕士、博士、博士后、研究员走过来，朱日祥院士很庆幸自己生活在一个尊重和重视科技的时代，成长在一个自由、宽松的学术环境。 博士后提供宽松的成长空间 朱日祥的硕士博士博士后都是在科学院度过的，“研究所有着自由、宽松、开放的学术传统和学术氛围”。 “当时所里经常有外国学者来做实验，或者国内学者来访，都会请他们作学术报告，介绍他们的研究重点和最新进展、实验方法和技术、学术环境和氛围，这些对我们年轻科研人员很有启发。做博士期间导师给一个明确的方向，而且必须完成既定的实验、发表论文和毕业论文，肯定没有时间和精力去听超出这个范围的学术报告，吸收不了那么多营养。但博士后不同，没有人给我指定什么任务和方向，我可以听取不同领域、不同研究重点、不同学术环境的学术报告，和不同的研究人员交流讨论，从各个角度刺激我的思维。我从他们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成长得比较快。” 时隔十多年，朱日祥还清楚地记得，当时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一位从事高温高压研究的科学家在讲座中说，地球内部有很多奥秘，值得我们去探索，这些探索都是很有意义的。这给我增强了信心，让我觉得自己所从事的科研确实对人类有用。 博士后可以独立从事科研 众所周知，博士都有导师帮助选题、指点方向，甚至帮助找到题目的最终结论。但博士后不同，完全靠自己去把握。两年的博士后研究，朱日祥发现自己可以独立做一些研究，有做科研的潜力。 “1989年我做博士后时，中国地学的实验设备条件比较简陋，大多不能做国际前沿课题。我们多方申请经费，博士后基金2万，国家自然科学基金3.7万，这5万多块钱对我的研究帮助非常大。出站后，我在博士后研究工作的基础上，在科学院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的支持下，和同事一起，逐步实现了从单纯引进设备到自行设计和研制实验仪器的跨越，并在国内开辟了地磁场古强度研究的新领域，将地磁学的研究范畴拓展到认识地球内部动力学过程。现在实验室已成了集岩石磁学、地磁学和年代学于一体的科学研究中心。良好的实验环境，创新的实验方法，富有开拓的研究思路，吸引了包括欧美科学家在内的国际知名学者来我们实验室开展合作研究，一批批实验数据在Nature等国际顶尖学术期刊上发表，提升了我国该研究领域在国际上的地位和影响。可以说，我们实验室已成为该领域在国际上的研究基地之一。我们实验室的运作模式完全与国际先进的实验室一样，对领域内科学家'完全开放’，没有实验员，再先进的仪器也是科研人员自己操作，他一来就能拿到钥匙。如果研究人员需要实验员来做实验，然后自己去看结果，这样很难看出什么新东西，也不太可能取得原创性成果。” 朱日祥感叹说这样一个实验室的建立，有赖于我们国家的进步和强盛，也有赖于博士后制度提供了建立这样一个让外国人羡慕的创新研究平台的切入点。他说如果不是博士后制度，可能今天也在做科研，但可能没这么顺利! 博士后的研究方向选对了 做博士后期间，因为有一个独立的开展科研的空间，朱日祥凭直觉凭平时积累，尽快选择了地磁极性转换与地球内部过程相关性作为研究方向。后来的实践证明这个方向选对了。 “这个方向是地学的前沿领域，通过努力，我在地磁极性倒转、地磁场与地球深部动力学过程的相关性以及沉积盆地定年等领域取得了一些创新的成果，在国内开辟了地磁场古强度研究新领域，开拓性地将地磁学的研究范畴拓展到认识地球内部过程，运用地磁学的理论和方法解决当代重大地球科学问题。” 朱日祥说这个方向至今还在做，当然在原来的基础上有些拓展，还在不断地出成果。选题的眼光是要靠平时的积累和学术环境共同来造就的。 做科研，要先学会做人 朱日祥说还有一个体会要和大家分享，就是做科研要先学会做人。 “我在做博士后期间的合作导师是杜陵研究员，现在已经退休，他做的是仪器，和我的基础研究差得很远，但我很尊重他。他给我的最大帮助就是放开手脚，不要束缚，不要限制，让我自由想象，自由探索，自由寻找。” 朱日祥已经带了20位博士、近10位博士后，他的原则就是做科学研究首先要学会做人，从小处做起。“我个人以为，到了博士阶段，智商都没有问题，关键是情商，你的意志、耐力、仔细、严谨、宽容等决定了你能够在科研路上走多远!在所里，我的严格是出了名的。我们所服务部可以领一些文具等科研中常用的小东西，我在那里开了一个账号，我的学生都可以去那里领东西，年底结账。学生问我哪些可以领，哪些不可以领。我告诉他们公事什么都可以领，私事什么都不可以领。有一个学生领了几节5号电池，因为实验室用不着5号电池，我把他叫到办公室进行教育，对他是一个提醒，对别人也是警告。做人没有诚信，做科研就可能弄虚作假，而科学容不得半点虚假的东西，一定要严格对待这些小事。我经常跟学生说，你们接受过中国最好的教育，你们是制定游戏规则的人；如果连你们都不遵守游戏规则，那这个社会就乱套了。” (文章来源：科学时报□记者 易蓉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