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友院士高考回忆录丨袁亚湘:我的人生就像是跳远

  • 来源:新京报 新京报记者:冯雨昕 实习生:雷欣谣
  • 日期:2022-06-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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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友院士 袁亚湘

       我的人生就像是跳远,不论什么阶段,我唯一要做的事是不断努力,最终到达了什么距离,那就是我人生最终的成绩。我不强求,只顺其自然。

                                                                                                                                                                                            ——袁亚湘

       “我曾是农民, 而且从心里一直自认为永远是农民.……我很想当个诗人, 可惜没有天赋。”

        “我研究非线性最优化, 成绩一般, 工作还算努力。”

        “我爱读书, 买书也是我的爱好之一。”

        “我爱打桥牌, 现在有时也打,如果你感兴趣,可以参加我们所每双周五晚上的定期桥牌活动……”

         在中国科学院的导师简介上,袁亚湘如此自述。

        袁亚湘是中国科学院院士,更身兼发展中国家科学院院士、巴西科学院通讯院士、美国工业与应用数学会会士、美国数学学会首届会士。他现任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研究员、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

        作为1977年“文革”后首届高考生,袁亚湘先后就读湘潭大学、中国科学院及英国剑桥大学,学成后进入中国科学院计算中心工作。近半世纪的科研生涯中,他在信赖域法、拟牛顿法、非线性共轭梯度法等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

        年过花甲,袁亚湘仍在科研岗位上奋斗。在他看来,“学习”与“科研”是全然的兴趣所向。他喜欢解数学难题,“就像现在的孩子喜欢打游戏。”

从小培养的学习兴趣

新京报:你是什么时候开始上学的?

袁亚湘:我五岁上小学,在老家已算比较早启蒙的。但其实在上学前,我就会借左邻右舍大哥哥、大姐姐的教科书来认字。

新京报:提前认字是出于自身的兴趣,还是父母的要求?

袁亚湘:表面看,是我自发的兴趣。看见别人上学认字,我觉得好玩、羡慕、好奇,就也想认字。但实际上,我觉得是我母亲影响了我。她是个文盲,一天学都没有上过,连她自己的名字都是我长大后教她写的,但是她很懂教育,知道怎么培养孩子学习的兴趣。她的算盘打得好,因为总在村里卖菜嘛,我的珠算就是她教的。她还会给我讲一些趣味的算数题,让我觉得好玩,意犹未尽,自己想去学。

新京报:供你上学,家里会有负担吗?

袁亚湘:在我印象里,读小学基本是免费的,课本也是免费下发,所以家里基本没有负担,也没听过有谁家因为穷而上不了小学。但再往上升学,情况就变了。很多农村的家长,尤其是生女儿的,觉得没有必要让孩子上初中,不如在家做点活,种菜、砍柴,还能为家里挣点工分。但我的父母一直很支持我继续上学。

新京报:你觉得父母对你学业的支持是源于什么?

袁亚湘:我们家的教育氛围一直很好,两个叔叔是当老师的,有个舅舅是大学生。我爸爸没有上过正式的学校,但在私塾里旁听过几年,换算过来大概是小学三年级的水平。他和我妈总和我说,人要不断地学习,才能变得有知识,才会让别人敬佩。

新京报:你从小最喜爱的科目是什么?

袁亚湘:最喜欢的是数学,我的数学成绩也一直很好。那时候没有排名的概念,但我记得总是名列前茅的。

新京报:你在自述里说,你其实也想要做一个诗人。

袁亚湘:也算是有些诗歌文学上的爱好。小时候能看的书不多,最爱读《三国演义》里的诗,什么“滚滚长江东逝水”;也经常读村里的一些打油诗。但说实话,文学这方面,我没什么天赋。数学不一样,学数学对我来说就像现在的小孩子打游戏一样,我是很快乐的。

波折中学路

新京报:你在自述中说,你中学阶段的求学经历有些波折。

袁亚湘:我12岁读完初一,而后休学了一年。因为那时没有中考,上高中全靠推荐。而我上学太早,许多和我同级的同学都比我大两岁左右,有限的推荐名额基本轮不到我。我爸就让我休学一年再说。

我那会儿个子比较小,在生产队放牛,每天就两个工分。骑在牛背上的时候,很羡慕那些还能上学的孩子,我就会去找他们问问题,或者借他们的课本自学。1973年,我继续上学,到1974年,15岁的我高中毕业,又碰上运动,高考停了,我就只能回家当农民了。一直到1978年我去上大学,我在家务农整整三年。生产队觉得我数学好,要我做保管、出纳等工作。

新京报:当时,除了回家务农,还有别的选择吗?

袁亚湘:我其实没有想过有一天可以走出农村,我已经自认为要当一辈子的农民了。在那个年代,如果是城镇户口,高中毕业后可以去找工作。而我是农村户口,只能当农民,要不就是报名参军,再慢慢改变自己的身份。

当年与我同村的伙伴们,到了18岁左右就结婚生子,20岁出头就生第二个孩子了。我经常开玩笑,高考要是晚恢复几年,我一定也很早就结婚生子了。实际上,后来我是从剑桥念完博士回国才结婚的。

新京报:务农的那三年,你依然保持学习吗?

袁亚湘:三年里,我妈妈一直鼓励我——她知道我在校成绩好,竞赛经常拿奖,就让我在干农活之外也自己找点书看。她总说,你多学点东西总没有坏处的。当然了,那时候不像现在,书店里什么书都卖,那时候顶多有几本高中课本,我翻来覆去地看,并且会找一些数学题来解。我有个叔叔是当初中数学老师的,他家里有一些数学科普书,我也会问他借来看,像三等分任意角、费尔马大定理等数学难题,都是在这些书里学到的。

我学习是没有功利心的,就是觉得好玩。

去高考,就像参加五子棋竞赛

新京报:什么时候知道恢复高考的?

袁亚湘:具体的日子我已经记不清了,大概是正式高考前一个月,我爸从县城带回消息,找到我们生产队队长,要求给我放一个月的假备考。我就脱产了一个月,到我读高中的学校去租了一间房子住下,每天和几个备考的同学一道复习。学校指派了老师做适当的指导,但主要就是靠自己做题。

新京报:有让你印象深刻的事情吗?

袁亚湘:我真的没有太深的印象。那时候在农村,我每天就是干农活,不想别的。有机会去参加高考,就好像我们单位昨天搞了个五子棋竞赛一样,就是去考个试。考不上就考不上,能考上,大概就可以去镇上工作,不用再做农民了。至于做一个科学家?这是压根想不到的。

我就记得,高考的考场在我的初中学校。考试当天,考了语文、数学,没有考英语,好像政治历史成一卷,物理化学成一卷。我们有位老师押中了语文作文的题目,大致就是让我们写走进考场的想法,考上大学的志向等等。我提前准备了内容,写如果我考上了,我会为国家好好学习,如果考不上,我就回去好好当农民。考完试,我就回去干活了,后面都没有主动打听过结果。一直到今天,我都不知道我考了多少分。

考完试后,老师和我说,我这个水平可以报考湘潭大学,将来工作的话就到长沙。对当时的我来讲,在省城工作就很不错了。但我们不知道其他村的、镇的、城市里的人分别是什么样的水平,因此不知道我顶格可以报考什么样的学校。

再后来,县里贴了录取榜,我爸爸看见了我被湘潭大学计算数学系录取的消息,转告了我。当时当然也是很高兴的,但是没搞什么庆祝,没有像现在这样摆酒席。

拼命地学习

新京报:还记得第一次去上大学时的情景吗?

袁亚湘:我拿了个扁担,一头挑着床花被子,一头挑个黑漆木箱子,里面装换洗衣服、牙刷牙膏之类的,还要带上一个脸盆。

家里专门给我买了双解放牌的新鞋。我坐了二十多个小时的车到湘潭市后,学校派车接我们到了校园,我一下车,就把新鞋踩得满是泥巴——那会儿,整个学校还是个大工地。

湘潭大学1950年代建校,后来停办了,到1974年左右重新动工复校。我到的时候,唯一的教学楼还没盖完,起初我们在食堂上课。学生宿舍起了六栋,但教职工宿舍没建起来,老师都住在周围的农民房子里。我当时就想,这大学也和我们农村差不多呀。

新京报:那时的大学氛围是什么样的?

袁亚湘:我们那个年代的大学生,即使成绩有好有坏,但都是在拼命地学习,因为大家都认为读书的机会得来不易。而且,我们也实在想不到除了学习还能干什么事,湘潭大学位于荒山野岭,好久才有一班公交车能去市里。

我有助学金,够吃饭,还可以省下一点买数学参考书,但整体还是不宽裕的。有一年我从家里返校,带了5块钱,实际上光车票钱就得2块9,哪儿还能有什么零花钱呢。我只能在学校里学习。

大学期间,我每天跑半小时步、打半小时排球,其余时间基本都在阶梯教室自习。我记得我当时比较喜欢的有李寿佛老师的《数学分析》课,那是从初等数学到高等数学的转折,对我的影响非常深远。

新京报:你本科阶段的成绩怎么样?

袁亚湘:应该算系里成绩最好的人之一。我记得,入学第二年,因为学习表现太好,我就成了学习委员了。

和我成绩相近的有一个叫许进超的同学,不过我还是每次考试都比他高几分。后来我研究生考到中科院,他考到北大。我去英国剑桥大学读博,他去美国康奈尔大学读博。他现在也是国际上很顶尖的数学家了。

人生好比跳远

新京报:除了科研与教学之外,你还有什么爱好?

袁亚湘:运动是我长期坚持的爱好。读大学的时候,每天至少跑5公里。现在年纪大了,走路、登山比较多。之前我每个星期都带研究生爬山,或是去野外做长距离徒步。我们通常走一天路,找个农家乐吃饭,再打打牌——我喜欢打桥牌,最早是本科班上跟着同学们打,后来到了中科院读研,再到英国读博,都保持了打桥牌的习惯。在剑桥大学的时候,我还代表学院参加过桥牌比赛。

新京报:最近如何安排科研与教学任务?

袁亚湘:早几年,我还给本科生上课,课时和科研都排得非常紧。过了60岁后,我尽量把自己的节奏慢下来,组里也有更年轻的教授可以承担一部分教学任务。我就只和研究生们一起做研究工作,自己也会做做科普、参加一些社会活动。

新京报:从学术的角度来说,你设定过人生目标吗?你认为自己完成了人生目标吗?

袁亚湘:这很难说,我不是那种从小就有很远大奋斗目标的人。我妈妈以前和我说,我要读完“五个学堂”,初小、高小、初中、高中、大学。我似乎一直是讲究顺其自然的——我常和人开玩笑,如果我去搞体育运动的话,我一定是选跳远而不是跳高。我只要尽量跳得远,最终的成绩,在我跳完后测量得出;而不是像跳高那样,用杆子预设一个高度,我要是根本跳不过它,搞不好要感觉很郁闷,我即使跳过了它,实际成绩也只有它那么高。我的人生就像是跳远,不论什么阶段,我唯一要做的事是不断努力,最终到达了什么距离,那就是我人生最终的成绩。我不强求,只顺其自然。

新京报:对年轻的学子们,你有什么想说的?

袁亚湘:首先,我很羡慕年轻学子们,他们生活在一个很好的时代,有互联网,有各种书店,能够从各方面获取知识。我希望他们一定要珍惜自己所处的美好时代,不要荒废,要不断地进步。我希望他们明白,输赢不在起跑线上,更不在比赛中程,只要保持速度、不断进步,任何人都会有所成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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