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友院士 袁亚湘

       我的人生就像是跳远，不论什么阶段，我唯一要做的事是不断努力，最终到达了什么距离，那就是我人生最终的成绩。我不强求，只顺其自然。

                                                                                                                                                                                            ——袁亚湘

       “我曾是农民, 而且从心里一直自认为永远是农民.……我很想当个诗人, 可惜没有天赋。”

        “我研究非线性最优化, 成绩一般， 工作还算努力。”

        “我爱读书, 买书也是我的爱好之一。”

        “我爱打桥牌, 现在有时也打，如果你感兴趣，可以参加我们所每双周五晚上的定期桥牌活动……”

         在中国科学院的导师简介上，袁亚湘如此自述。

        袁亚湘是中国科学院院士，更身兼发展中国家科学院院士、巴西科学院通讯院士、美国工业与应用数学会会士、美国数学学会首届会士。他现任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研究员、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

        作为1977年“文革”后首届高考生，袁亚湘先后就读湘潭大学、中国科学院及英国剑桥大学，学成后进入中国科学院计算中心工作。近半世纪的科研生涯中，他在信赖域法、拟牛顿法、非线性共轭梯度法等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

        年过花甲，袁亚湘仍在科研岗位上奋斗。在他看来，“学习”与“科研”是全然的兴趣所向。他喜欢解数学难题，“就像现在的孩子喜欢打游戏。”

从小培养的学习兴趣

新京报：你是什么时候开始上学的?

袁亚湘：我五岁上小学，在老家已算比较早启蒙的。但其实在上学前，我就会借左邻右舍大哥哥、大姐姐的教科书来认字。

新京报：提前认字是出于自身的兴趣，还是父母的要求?

袁亚湘：表面看，是我自发的兴趣。看见别人上学认字，我觉得好玩、羡慕、好奇，就也想认字。但实际上，我觉得是我母亲影响了我。她是个文盲，一天学都没有上过，连她自己的名字都是我长大后教她写的，但是她很懂教育，知道怎么培养孩子学习的兴趣。她的算盘打得好，因为总在村里卖菜嘛，我的珠算就是她教的。她还会给我讲一些趣味的算数题，让我觉得好玩，意犹未尽，自己想去学。

新京报：供你上学，家里会有负担吗?

袁亚湘：在我印象里，读小学基本是免费的，课本也是免费下发，所以家里基本没有负担，也没听过有谁家因为穷而上不了小学。但再往上升学，情况就变了。很多农村的家长，尤其是生女儿的，觉得没有必要让孩子上初中，不如在家做点活，种菜、砍柴，还能为家里挣点工分。但我的父母一直很支持我继续上学。

新京报：你觉得父母对你学业的支持是源于什么?

袁亚湘：我们家的教育氛围一直很好，两个叔叔是当老师的，有个舅舅是大学生。我爸爸没有上过正式的学校，但在私塾里旁听过几年，换算过来大概是小学三年级的水平。他和我妈总和我说，人要不断地学习，才能变得有知识，才会让别人敬佩。

新京报：你从小最喜爱的科目是什么?

袁亚湘：最喜欢的是数学，我的数学成绩也一直很好。那时候没有排名的概念，但我记得总是名列前茅的。

新京报：你在自述里说，你其实也想要做一个诗人。

袁亚湘：也算是有些诗歌文学上的爱好。小时候能看的书不多，最爱读《三国演义》里的诗，什么“滚滚长江东逝水”;也经常读村里的一些打油诗。但说实话，文学这方面，我没什么天赋。数学不一样，学数学对我来说就像现在的小孩子打游戏一样，我是很快乐的。

波折中学路

新京报：你在自述中说，你中学阶段的求学经历有些波折。

袁亚湘：我12岁读完初一，而后休学了一年。因为那时没有中考，上高中全靠推荐。而我上学太早，许多和我同级的同学都比我大两岁左右，有限的推荐名额基本轮不到我。我爸就让我休学一年再说。

我那会儿个子比较小，在生产队放牛，每天就两个工分。骑在牛背上的时候，很羡慕那些还能上学的孩子，我就会去找他们问问题，或者借他们的课本自学。1973年，我继续上学，到1974年，15岁的我高中毕业，又碰上运动，高考停了，我就只能回家当农民了。一直到1978年我去上大学，我在家务农整整三年。生产队觉得我数学好，要我做保管、出纳等工作。

新京报：当时，除了回家务农，还有别的选择吗?

袁亚湘：我其实没有想过有一天可以走出农村，我已经自认为要当一辈子的农民了。在那个年代，如果是城镇户口，高中毕业后可以去找工作。而我是农村户口，只能当农民，要不就是报名参军，再慢慢改变自己的身份。

当年与我同村的伙伴们，到了18岁左右就结婚生子，20岁出头就生第二个孩子了。我经常开玩笑，高考要是晚恢复几年，我一定也很早就结婚生子了。实际上，后来我是从剑桥念完博士回国才结婚的。

新京报：务农的那三年，你依然保持学习吗?

袁亚湘：三年里，我妈妈一直鼓励我——她知道我在校成绩好，竞赛经常拿奖，就让我在干农活之外也自己找点书看。她总说，你多学点东西总没有坏处的。当然了，那时候不像现在，书店里什么书都卖，那时候顶多有几本高中课本，我翻来覆去地看，并且会找一些数学题来解。我有个叔叔是当初中数学老师的，他家里有一些数学科普书，我也会问他借来看，像三等分任意角、费尔马大定理等数学难题，都是在这些书里学到的。

我学习是没有功利心的，就是觉得好玩。

去高考，就像参加五子棋竞赛

新京报：什么时候知道恢复高考的?

袁亚湘：具体的日子我已经记不清了，大概是正式高考前一个月，我爸从县城带回消息，找到我们生产队队长，要求给我放一个月的假备考。我就脱产了一个月，到我读高中的学校去租了一间房子住下，每天和几个备考的同学一道复习。学校指派了老师做适当的指导，但主要就是靠自己做题。

新京报：有让你印象深刻的事情吗?

袁亚湘：我真的没有太深的印象。那时候在农村，我每天就是干农活，不想别的。有机会去参加高考，就好像我们单位昨天搞了个五子棋竞赛一样，就是去考个试。考不上就考不上，能考上，大概就可以去镇上工作，不用再做农民了。至于做一个科学家?这是压根想不到的。

我就记得，高考的考场在我的初中学校。考试当天，考了语文、数学，没有考英语，好像政治历史成一卷，物理化学成一卷。我们有位老师押中了语文作文的题目，大致就是让我们写走进考场的想法，考上大学的志向等等。我提前准备了内容，写如果我考上了，我会为国家好好学习，如果考不上，我就回去好好当农民。考完试，我就回去干活了，后面都没有主动打听过结果。一直到今天，我都不知道我考了多少分。

考完试后，老师和我说，我这个水平可以报考湘潭大学，将来工作的话就到长沙。对当时的我来讲，在省城工作就很不错了。但我们不知道其他村的、镇的、城市里的人分别是什么样的水平，因此不知道我顶格可以报考什么样的学校。

再后来，县里贴了录取榜，我爸爸看见了我被湘潭大学计算数学系录取的消息，转告了我。当时当然也是很高兴的，但是没搞什么庆祝，没有像现在这样摆酒席。

拼命地学习

新京报：还记得第一次去上大学时的情景吗?

袁亚湘：我拿了个扁担，一头挑着床花被子，一头挑个黑漆木箱子，里面装换洗衣服、牙刷牙膏之类的，还要带上一个脸盆。

家里专门给我买了双解放牌的新鞋。我坐了二十多个小时的车到湘潭市后，学校派车接我们到了校园，我一下车，就把新鞋踩得满是泥巴——那会儿，整个学校还是个大工地。

湘潭大学1950年代建校，后来停办了，到1974年左右重新动工复校。我到的时候，唯一的教学楼还没盖完，起初我们在食堂上课。学生宿舍起了六栋，但教职工宿舍没建起来，老师都住在周围的农民房子里。我当时就想，这大学也和我们农村差不多呀。

新京报：那时的大学氛围是什么样的?

袁亚湘：我们那个年代的大学生，即使成绩有好有坏，但都是在拼命地学习，因为大家都认为读书的机会得来不易。而且，我们也实在想不到除了学习还能干什么事，湘潭大学位于荒山野岭，好久才有一班公交车能去市里。

我有助学金，够吃饭，还可以省下一点买数学参考书，但整体还是不宽裕的。有一年我从家里返校，带了5块钱，实际上光车票钱就得2块9，哪儿还能有什么零花钱呢。我只能在学校里学习。

大学期间，我每天跑半小时步、打半小时排球，其余时间基本都在阶梯教室自习。我记得我当时比较喜欢的有李寿佛老师的《数学分析》课，那是从初等数学到高等数学的转折，对我的影响非常深远。

新京报：你本科阶段的成绩怎么样?

袁亚湘：应该算系里成绩最好的人之一。我记得，入学第二年，因为学习表现太好，我就成了学习委员了。

和我成绩相近的有一个叫许进超的同学，不过我还是每次考试都比他高几分。后来我研究生考到中科院，他考到北大。我去英国剑桥大学读博，他去美国康奈尔大学读博。他现在也是国际上很顶尖的数学家了。

人生好比跳远

新京报：除了科研与教学之外，你还有什么爱好?

袁亚湘：运动是我长期坚持的爱好。读大学的时候，每天至少跑5公里。现在年纪大了，走路、登山比较多。之前我每个星期都带研究生爬山，或是去野外做长距离徒步。我们通常走一天路，找个农家乐吃饭，再打打牌——我喜欢打桥牌，最早是本科班上跟着同学们打，后来到了中科院读研，再到英国读博，都保持了打桥牌的习惯。在剑桥大学的时候，我还代表学院参加过桥牌比赛。

新京报：最近如何安排科研与教学任务?

袁亚湘：早几年，我还给本科生上课，课时和科研都排得非常紧。过了60岁后，我尽量把自己的节奏慢下来，组里也有更年轻的教授可以承担一部分教学任务。我就只和研究生们一起做研究工作，自己也会做做科普、参加一些社会活动。

新京报：从学术的角度来说，你设定过人生目标吗?你认为自己完成了人生目标吗?

袁亚湘：这很难说，我不是那种从小就有很远大奋斗目标的人。我妈妈以前和我说，我要读完“五个学堂”，初小、高小、初中、高中、大学。我似乎一直是讲究顺其自然的——我常和人开玩笑，如果我去搞体育运动的话，我一定是选跳远而不是跳高。我只要尽量跳得远，最终的成绩，在我跳完后测量得出;而不是像跳高那样，用杆子预设一个高度，我要是根本跳不过它，搞不好要感觉很郁闷，我即使跳过了它，实际成绩也只有它那么高。我的人生就像是跳远，不论什么阶段，我唯一要做的事是不断努力，最终到达了什么距离，那就是我人生最终的成绩。我不强求，只顺其自然。

新京报：对年轻的学子们，你有什么想说的?

袁亚湘：首先，我很羡慕年轻学子们，他们生活在一个很好的时代，有互联网，有各种书店，能够从各方面获取知识。我希望他们一定要珍惜自己所处的美好时代，不要荒废，要不断地进步。我希望他们明白，输赢不在起跑线上，更不在比赛中程，只要保持速度、不断进步，任何人都会有所成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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